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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论文  
余姚虞氏与六朝政治
2011-7-8 20:15:00
      迄今为止,有关六朝时期余姚虞氏家族的专题研究,大都偏重于分门别类地整理其家族文化,至于从政治社会学角度加以系统探讨者,仍付诸阙如。故此,兹拟以虞氏族人的仕途进退和家族风尚的生成流变为中心,结合六朝时代的政治变迁,尽可能具体而微地考述、分析该家族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的升降起伏及其内因外缘。同时为了讨论的完整性,本文叙事将上溯至东汉中叶,并下及于唐代初年。

      一、东汉中叶至孙吴中后期的崛起

      唐人林宝于所著《元和姓纂》“虞氏”条,断言余姚虞氏源出吴仲雍曾孙虞仲,乃迁自东郡的移民户。但众所周知,中古人伦喜称阀阅,“其荜门寒族,百代无闻,而驿角挺生,一朝暴贵,无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林氏所言大抵本诸虞氏族谱,却殊乏佐证,难以取信。而晚出的雍正《慈溪县志》卷10《文苑·虞九皋传》,则称“虞氏为()诩之后,自上阳徙家来越”,此说很可能取材于柳宗元为友人虞九皋所作的诔文,但较诸前说,其误更甚。陈国武平人虞诩卒于汉顺帝永和(136141)初年,从《后汉书·虞诩传》的相关记载来看,其后嗣似乎未曾迁居余姚,即便有之,也绝不至于成为余姚虞氏的始迁祖,因为在其有可能“徙家来越”之时,余姚虞氏已然发迹于前。

      从较为可靠的文献记载来看,余姚虞氏有迹可寻的信史,最早只能追溯到大致活动在东汉中叶的虞光。自两汉之际以来,由于大批中原民众的迁居于会稽地域,更因为张霸等郡太守以推行儒家教化为先务,当地百姓由此纷纷趋经业儒,以至于“郡中争厉志节,习经者以千数,道路但闻诵声”。正是在此种环境风习的影响下,虞光“少治孟氏《易》”,并因此官至零陵太守。而其明经人仕,又进一步激发了族人研习儒家经典以从中开辟仕进前途的热情,见诸《三国志·虞翻传》注引《虞翻别传》,即有其子虞成、曾孙虞歆分别任职平舆令、日南太守的记载。也因此,余姚虞氏至晚在东汉末年,业已成长为会稽郡的著姓望族,其影响甚至远播中原,广陵人陈琳在为曹操所作的《檄吴将校部曲文》中,既称虞歆“砥砺清节,耽学好古”,又将之与当地名士魏朗、周昕相提并论,即其有力的旁证。

      在余姚虞氏逐渐上升为会稽望族的过程中,虞氏族人的主观努力固然不可或缺,会稽、吴两郡在汉顺帝永建四年(129)的分置,以及会稽郡治向与余姚毗邻的山阴的转移,对于抬升该家族社会政治地位的作用似乎更大。因为行政建制的调整和郡级政治中心的东移,至少在理论上使之拥有了更多的州郡察举的机会,从而有助于拓展官场权势。事实上,包括虞氏家族在内的诸多会稽大族,之所以能在东汉末年成长为唐长孺先生所谓的“普遍承认的地方当权大姓”,日“圳在很大程度上正得益于此。

      虞氏家族传至虞歆之子虞翻(164233),其族资门望的上升势头更形显著。这首先得益于虞翻在经学领域的创获。“生遇世乱,长于军旅”的他,“习经于袍鼓之间,讲论于戎马之上,蒙先师之说,依经立注”,圳撰有《周易注》、《周易集林律历》等书。在虞翻的易学理论中,虽然存在着汉人株守门户的通病,却汇集了两汉象数易学之大成,因而得到了当世名儒孔融的推崇:“闻延陵之理业,睹吾子之治《易》,乃知东南之美者,非徒会稽之竹箭也。” 驯至此,不惟以研治孟氏《易》为主的家学体系得以最终确立,余姚虞氏作为儒学世家的地位,也获得了较为广泛的承认。

      虞氏门第在孙吴中后期的显著抬升,又无疑受惠于虞翻对孙氏政权的拥戴。大约在汉献帝初平四年(193)王朗就任会稽太守之初,虞翻作为家族代表被擢为郡功曹。时当建安元年(196)孙策渡浙来越,他始则建议王朗放弃抵抗,继而在随同王朗拒战失利之后不久即归降孙策,仍被命为郡功曹,据说孙策“待以交友之礼”,而虞翻也乐于为孙氏奔走驱驰,不但敦劝孙策切勿“轻出微行”,以防不测,且在建安四年(199)十二月,为之说降豫章太守华歆。引降及建安五年(200)四月,当此孙策遇刺身亡而孙禺拟攻取会稽,以与孙权争夺继承权之际,虞翻予以明确反对,最终迫使孙嚣知难而退,从而为孙吴最高统治权的平稳过渡立下了不小的功劳。

      但在孙权统事之后,虞翻却宦情转薄,甚至于多次遭到贬谪。对于其中缘故,陈寿在《三国志·虞翻传》中,将之归结为孙权的不能纳谏、虞翻本人的“性不协俗”和政敌的“谤毁”,袁宏《三国名臣序赞》亦持此论,内称:“仲翔高亮,性不和物。好是不群,折而不屈。屡摧逆鳞,直道受黜。”尽管如此,虞翻“虽在徙弃”,却仍然“心不忘国”,…”圳其忠臣本色最终得到了孙权的认可,并“促下间交州,翻若尚存者,给其人船,发遣还都,若以亡者,送丧还本郡,使儿子仕宦。故此,虽则当时虞翻已然客死异乡,却为其诸子乃至其他虞氏族人的人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见诸《会稽典录》,即有其第四子汜、第五子忠、第六子耸、第八子爵,分别官至交州刺史、宜都太守、廷尉、督武昌诸军的记载,而其族孙虞察也曾任职征虏将军。…‘。瑚’此外尚有虞授,《世说新语·赏誉》注引《虞氏谱》称其仕至广州刺史。

      与此同时,虞翻“忠直蹇谔”的个性,也深刻地影响了其后嗣的立身行事,进而扩展成为余姚虞氏的家族性格,如《三国志·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载虞汜行迹云:

      孙琳废幼主,迎立琅琊王休。体未至,琳欲入宫,图为不轨。召百官会议,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汜对日:“明公为国伊周,处将相之位,擅废立之威,将上安宗庙,下患百姓,大小踊跃,自以伊霍复见。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宫,如是,群下摇荡,众听疑惑,非所以永终忠孝,扬名后世也。”琳不怿。竞立休。而虞忠同样也是东吴政权的忠臣,他在吴末帝天纪四年(280)二月庚申兵败西陵之时,与镇南将军留宪、征南将军成据等人一道以身殉国。

      从孙吴中后期虞氏家族的发展态势来看,比较明显地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虞氏族人对于政治的关注超过了对于学术的兴趣,从而充分表明当时的政治氛围对他们来说比较有利;二是虞氏族人在崇文的同时,并未放弃做以武力荣身光宗的努力,这应与社会局势的动荡有关,更可能是受轻悍好勇的江南民风长期熏陶的结果。在此期间,虞氏族人致力于通过联姻皇室、结交名士、举荐乡党等途径,巩固并进一步拓展家族政治权势。譬如以“贞固干事”见称的虞忠,既娶孙权族孙女为妻,又“好识人物”,“造吴郡陆机于童龀之年,称上虞魏迁于无名之初”,从而不但有助于提高虞氏家族的政治地位,也显然对于扩大该家族的社会影响,有着不容低估的作用。一般认为,魏晋之交是士族形成的关键阶段,当时累世显贵的大族最有资格成长为士族。虞氏家族既已在孙吴政权中把持了一定的职位,也应当具备了向士族转化的可能。

      二、两晋之际的士族化

      在孙吴亡国之后,虽有个别虞氏族人譬如虞耸、虞呙兄弟,仍得以在西晋政府中分别官至河间相和济阴太守,但在中州士人有意无意地冷落、歧视和排抑孙吴亡国之余的当时,虞氏族人在政治上的发展不能不受到阻遏。大抵因此之故,虞氏族人一方面对时局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另一方面则将更多的精力倾注于学术研究和家族伦理规范的构建。虞耸在此期间的所言所行,即其显著实例。他不但创立《穹天论》,哺驯而且寄信与族子虞察,以为“世之取士,曾不招未齿于丘园,索良才于总猥,所誉依已成,所毁依已败,此吾所以叹息也”,尔后又“疾俗丧祭无度,弟爵卒,祭以少牢,酒饭而已,当时族党并遵行之”。

      虞氏族人在政治上的再度崛起始于西晋后期,且主要以军功为凭借。譬如虞忠之子虞潭,

本以文才见长,当其人仕之初,曾任扬州从事、大司马祭酒、泺乡令等职,但动荡的时局既改变了他原有的生活轨迹,也提供了发挥潜在才能的契机。自从惠帝太安二年(303)弃笔从戎以来,虞潭先后参与平定了分别以张昌、陈敏、杜瞍为首的叛乱,并在克定杜瞍之乱后,被吸纳到琅邪王司马容的幕府之中,从此仕途畅通,在建武元年(317)司马睿即位晋王之后直到东晋建国初期,历任屯骑校尉、右卫将军、宗正等职,从而成为余姚虞氏家族有史以来完全凭借军功战绩晋身黄屋庙堂的第一人,也为其他虞氏族人走向朝堂作了坚实的铺垫。

      正如《晋书》本传所论,“清贞有检操”的虞潭,对于晋室的忠诚几乎无所保留。还在惠帝永宁元年(301)三月,他就曾与扬州主簿赵诱一道,劝说刺史郗隆起兵讨伐篡夺帝位的赵王司马伦。时至元帝永昌元年(322)四月,当大将军王敦举兵犯阙之际,虞潭又与王导等

人“三道出战”,口J(¨”以卫东晋皇权。即便在被迫辞去宗正一职返归故里之后,他依然心系皇室安危,故当王敦再度兴兵作乱之时,“于本县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义军”,声讨王敦死党吴兴武康人沈充,予朝廷以极大的声援。降及成帝咸和三年(328)五月,时任吴兴太守的他,又与吴郡太守庾冰、会稽内史王舒起义兵于三吴,讨伐举兵作乱的历阳太守苏峻,对于最终平定苏峻之乱颇有其力。

      自西晋后期以降,虞氏家族较为明显地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趋向,在虞潭以军功致显的同时,虞察之子虞喜、虞预则主要“以儒学立名”。虞喜(281356)除了一度在建兴末年“屈为功曹”之外,长期隐居乡里,“专心经传,兼览谶纬”终以志节高尚、博学多闻见重当时。虞预历任余姚县功曹、会稽郡主簿、散骑常侍、著作郎等职,并在参与平定苏峻之乱后进爵平康县侯。他虽然比较婴心于功名利禄,但还是撰成了数十篇诗赋碑诔论难之文,以及《晋书》、《会稽典录》等史书,是虞氏家族史上最有成就的史家。

      较之于孙吴时期,虞氏家族的族资门望在西晋后期以降又有显著提高。这首先表现为,随着家族规模的扩大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开始对地方行政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则揆诸《晋书·山涛传附山遐传》,即可推知大概:

遐字彦林,(成帝成康初)为余姚令。时江左初基,法禁宽弛,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遐绳以峻法,到县八旬,出口万余。县人虞喜以藏户当弃市,遐欲绳喜。诸豪强莫不切齿于遐,言于执事,以喜有高节,不宜屈辱。又以遐辄造县舍,遂陷其罪。遐与会稽内史何充笺:“乞留百日,穷翦逋逃,退而就罪,无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竞坐免官。虞氏门户势力的增强,与地方经济的发展大致同步。会稽地区自从东汉后期得到实质性开发以来,时至西晋愍帝建兴(313316)末年,已被誉为“昔之关中”。期间,余姚的发展也颇为可观,该县在汉献帝建安五年(200)朱然任职余姚长时,犹为下县,而且尚无县城,锄而到了西晋时期,已然上升为望县。其次,表现为人仕为官的虞氏族人,不但其数激增,而且多居清要之职,仅据《世说新语·政事》注引孙统《虞存诔叙》,即有虞阳、虞伟、虞存祖孙三人分别仕为散骑常侍、扬州西曹、尚书吏部郎的记载。其中虞潭一门尤为显达,譬如其孙虞啸父“少历显位”,孝武帝时官居侍中,深受“亲爱”;当安帝隆安元年(397)五月,时为吴国内史的他因与王廒同逆,论罪应斩,却以虞潭“旧勋”,故能“听以疾赎为庶人”。

累世为官的政治地位、坚实雄厚的经济基础、出入儒玄的文化风貌,这三者通常被当下学界认为是构成士族的必备要素。此种理解是否涉嫌过于简单化、机械化,姑且置之不论,假如按照这一标准加以衡定,完全可以将余姚虞氏的士族化,大致确定在虞潭以军功贵达的东晋早期。事实上,时流也确实将该家族与山阴孔氏、上虞魏氏、山阴谢氏并称为会稽“四族”,譬如《世说新语·赏誉》云:

      会稽孔沈、魏觊、虞球、虞存、谢奉并是四族之俊.于时之杰。孙兴公目之曰:“沈为孔家金,虞为长、琳宗,谢为弘道伏。”类似的记载又可见于《晋书·孔愉传附孔沈传》。余姚虞氏延续至此,仅就其所拥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而论,确已臻至顶点。

      三、南朝至唐初的由盛转衰

      从《晋书·虞潭传》的相关记载来看,余姚虞氏早在东晋立国之初,就与龙亢桓氏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因而在桓玄执掌朝政乃至篡夺帝位期间(402404),虞啸父得以历任护军将军、会稽内史等要职。惟其如此,时当晋安帝元兴三年(404)五月刘裕起兵攻灭桓玄,虞啸父被就地免职。在刘裕当政之后,因党附桓氏而被迫去职的虞氏族人,肯定不止虞啸父一人。晋安帝义熙七年(412),虞亮因“葳匿亡命千余人”而被诛,这一事件就很有刘裕党同伐异的嫌疑。也部分因此之故,自晋宋易代之际至宋文帝元嘉后期的四十余年间,在各类史书中未见有虞氏族人人仕为官的记载。

      在此期间,虞氏族人之所以失意于仕途,最初固然与刘裕的排挤有关,但更为深层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其尚武精神的失落。历观虞氏家族的发迹史,尽管其门风偏重予崇文,却非但始终未曾摒弃其尚武传统,而且虞氏族人在政治上的每一次崛起,莫不以军功战绩为依托。但时至东晋末年,在席卷江左的人文风气的浸润下,虞氏尚武传统业已荡然无存。由此而导致的直接后果是,虞氏族人无从利用晋宋之际的动乱时局,以建功疆场的方式,改变其政治发展空间陡然狭窄的艰难处境。

      在历经四十余年的沉寂之后,终于有若干虞氏族人人仕宋朝。其中虞啸父之子虞秀之,通过曲意奉迎吏部尚书庾炳之,得以仕为黄门郎;虞玩之则以“少闲刀笔,泛涉书史”,于元嘉二十八年(451)解褐东海王刘秫征北行参军。至明帝泰始、泰豫年间(465472),虞愿一则由于“儒吏学涉”,二则凭借“蕃国旧恩”,故得以“意遇甚厚”。而自刘宋末年以降,诸多虞氏族人更因为支持萧氏篡宋建齐,从而获得了更大的政治发展空间。譬如《南齐书·虞惊传》载:

      虞惊(435499)…祖啸父,晋左民尚书。父秀之,黄门郎。世祖(即齐武帝)始从官,家尚贫薄,惊推国士之眷,数相分与,每行,必呼上同载,上甚德之。(宋顺帝)羿明中,世祖为中军,引惊为谘议参军,……(齐武帝永明八年)上以惊布衣之旧.从容谓惊日:“我当令卿复祖业。”转侍中.朝廷成惊其美拜。即便是以学行文才见称的虞羲,也通过攀附竟陵王萧子良而得以活跃于学界、政坛,官终晋安王国侍郎。

      此期虞氏族人的立身行事,颇类虞翻当年。譬如虞愿在任职通直散骑侍郎期间,就曾多次犯颜直谏,对宋明帝斥巨资修建湘宫寺的非议,即其显例。虞玩之也但求“竭诚事君”,而“未尝厌屈于勋权,畏溺于狐鼠”,故有“虞玩之至死烦人”之说。虞惊亦复如此,深受齐武帝宠遇优渥的他,对西昌侯萧鸾的谋篡皇位之举潜怀不满,始则在郁林王被废之时,窃叹日:“王、徐遂缚祷废天子,天下岂有此理邪?”继尔当萧鸾人纂大宝,又“称疾不陪位”,终乃上表“乞解所职”。"不过,虞愿、虞惊等人的忠直风操固然可贵,却无疑自我葬送了政治前途,进而不利于本家族的发展,这也是此期虞氏族势门望虽有所回升,却始终未能返归士族行列的关键所在。

      时至粱代,虞氏家族被政治边缘化的迹象更见明晰。这一则表现在入仕为官的虞氏族人其数明显下降,大抵仅虞阐、虞骞、虞僧诞、虞荔及其第二弟虞寄数人而已,而且职微权轻;二则表现为,人仕者莫不出自虞氏族内先世无闻前史的庶支旁系,而未见有以门第得官者,其政治角色和社会身份主要是御用的经师或文人。其中虞骞“工为五言诗”,而虞阐似乎对佛学颇有研究,曾在武帝天监二年(503)受诏参与编撰《佛记》,[]‘勰’虞僧诞则以精通《左传》杜预注见称,曾作《申杜难服》以驳斥国子博士崔灵恩对杜氏之学的非议。也正因为虞阐等人不足以庇护其在余姚故里的宗族乡党,故而后者不得不竭力巴结地方官,而县令沈瑶也就无所顾忌,敢于严加管束,《粱书·良吏·沈璃传》载:

      沈璃字伯瑜,吴兴武康人也。……(天监初)起为振武将军、余姚令。县大姓虞氏千余家,请谒如市,前后令长莫能绝,自璃到,非讼所通,其有至者,悉立之阶下,以法绳之。此与晋成帝咸康初年山遐因冒犯虞氏家族而被迫去职的情形,不啻有天壤之别,两相对比,更可见出虞氏门第之衰败。

     《陈书·虞荔传》有关虞荔、虞寄生平行迹的叙述,颇有曲笔粉饰之嫌疑,对此,宋儒郑樵在《通志·总序》中早有讥评,清代史家赵翼也曾以实例为据加以质疑。倘若别加研核,则虞荔一门的发迹不当早于梁末陈初,虞荔迟至陈武帝永定二年(558),方以五十六岁之高龄生育虞世南,就很能说明问题。人陈之后,虞荔兄弟虽分别官至太子中庶子、中书侍郎,但历时短暂,而且权寄不重。其实,任职陈氏政权中的其他虞氏族人,譬如虞世基、世南兄弟和虞孝曾、虞绰父子,也莫不如此。他们对于时政几乎毫无影响力可言,对于业已衰败的族势也无力加以重振。至于其聚居在余姚故里的乡族亲党,在历经候景之乱、张彪之难等一系列社会动乱的摧残之后,是否依旧保有雄厚的实力,也未尝没有疑义;其家族组织很可能就此完全解体,因为在《陈书》及其他史传之中,再无相关记载。

      在隋朝混一南北之后,任职于陈氏政权之中的虞氏族人及其家眷,随例被迁至长安。博学多才的他们,在经历了仕途不畅与家境贫困的短暂煎熬之后,随着隋炀帝的即位及其大力提携江南士人政策的出台和贯彻,而得任用于大业年间。在此期间,或如虞世基被委以亲重要任,“顾遇弥隆”;或如虞绰,与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居禁中,以文翰待诏,恩盼隆洽”。时至唐初,虞世南更是深得唐太宗的嘉许和进用,被誉为德行、忠直、博学、词藻、书翰“五绝”兼具者。但总体而论,除虞世基外,隋末唐初游宦都下的虞氏族人皆未臻大用,即便是与唐太宗颇为相契的虞世南,也是终身虚荷崇位而未处实权。虞世基的身份,颇相类似于《宋书》所界定的“恩幸”,其种种劣迹对于大业年间的政治腐败乃至隋朝的乱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虞绰亦非公忠体国之臣,其“恃才任气”及与杨玄感的结为“布衣之友”,既害己又误国,故而与虞世基一样未得善终。至于虞世南的政治角色,大抵就是《旧唐书》所谓的“儒臣”,他虽以“鲠谔”见称于当时及后世,其实却与“韬谀之臣”并无二致。同时也正因为虞世基等人但以个人仕途为怀,而不曾婴心于荐拔宗族乡党,更由于当时政治体制、政权支撑力等外在环境的巨变,久已湮没的余姚虞氏,不但并未因为个别族人的显达而复兴于隋唐时期,而且在虞世南身后,该家族的传衍情况几乎已无迹可寻。

      四、结语

      当下学界较为普遍地认定,任何家族假如不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即便在政治、经济上称雄一时,也难以跻身士流。但由此上考述可见,余姚虞氏在两晋之际的士族化,其所凭借的显然主要是军功战绩,此后该家族虽则依然崇文不辍,却始终游离于士族圈之外;而且在整个六朝时期,诸如此类的情形,又并非余姚虞氏一族而已。执此而论,将文化素养视为取得并维系士族身份关键所在的观点,似乎仍有可商榷之处。虞氏家族在六朝时代的盛衰荣枯,无疑作为个案,实证了家族政治社会地位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其与当轴执钧者的关系。

      摒弃尚武传统,实乃虞氏家族演进史上重大而深远的转折,其负面作用和消极影响显而易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在江左士庶纷然鄙武从文的东晋末年依旧习武不辍的吴兴沈氏,始则通过沈林子等人追随刘裕南征北战,不仅在短期内克服了因沈穆夫参与孙恩之乱而导致的生存危机,而且得以隆盛于宋初,继尔又借助沈庆之等人的军功战绩,最终大约在刘宋中期实现了整个家族的士族化。引其实,江左士族尚武精神的失落,不但加速了其自身的衰落,假如从更为深层的意义上加以理解的话,也是南朝被并入北朝的根本所在,甚至对后世的南北关系产生了极为微妙的影响。

      作为“吴姓”文化世家的典型代表,余姚虞氏的家学体系并非渊源不异,其侧重点实则前后有所不同。大体而言,在东晋末年之前,虞氏族人以服膺儒术为主,并辅之以史学研究,此后则重在文史之学。这种转移,与此际江左学术从经史之学向文史之学的总体转型,既大致同步也完全同向,从中不但反映出学术世风的丕变,更凸现了官方诠选标准的革易,此即如《梁书·江淹任唠传论》所云:“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不过,南朝时期情好文苑的虞氏族人其数既少,而且大多文名不著,他们的时代影响和历史作用,明显不如其在象数易学领域取得较大成就的汉晋之际的虞氏先人。

      曹文柱先生的相关研究,表明自人南朝以来,“重视世俗功利超过宗族血亲成为江南人际关系的主流”。余姚虞氏作为江南地域屈指可数的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亦复如此。虽然在传世文献之中几乎无从觅及有关该家族内部构造的记载,但其在六朝时期的流变,大致可以东晋末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段,尽管此后虞氏依然聚族而居,却明显呈现出家族结构日益松散、亲缘关系日渐淡漠的趋向。虞氏家族凝聚力的转弱,可能与会稽地域获得全面开发因而个体家庭足以自立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原因似乎还在于:由于家族政治权势的低落,虞氏族内既缺乏足以号令全族的代表人物,更缺乏用以凝聚全族的黏合剂。进而言之,南朝皇权之能日趋强化,其境内家族组织的涣散和诸多大家族的解体,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大缘故。